农工党安乡支部  刘学敬

（2013年10月）

 

        （作者简介：刘学敬，男，汉族，1942年2月出生，湖南安乡人，1988年8月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原常德市政协委员、安乡县第二中学教师，现任安乡县范仲淹思想文化研究会会员。）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观念，是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成熟时期的传统文化而逐步形成的。范仲淹通过“先忧后乐”的人生实践，博得了他同时代和后代无数人们的崇敬。我国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认为他是一位“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的中华人杰。近千年来，仁人志士往往以他的“先忧后乐”的观念指导自己的言行，往往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范仲淹的先忧后乐观，都是人们用以处理公私关系的最高标准。

　　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对范仲淹忧乐观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深入探讨，作到“古为今用”，是很有必要的。其形成和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五个时期。

　　一、播种育种期

　　——从出生河北正定到丁忧苏州天平山

　　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字希文，祖籍河北，后迁江南，定居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故称苏州吴县人。仲淹出生于河北正定县高平村。其父范墉具文韬武略于一身，时任成德军掌书记，即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正月三十至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腊月初八，任此职共两年十个月零八天。当仲淹尚在母亲腹中，范墉就将河北正定籍的妻子谢观音于端拱二年农历七月十五日接到正定县隆兴寺，跪拜在观音像前求神问卜。于是，引出了仲淹日后“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佳话。良相与良医，职位有别，忧国忧民则相同。这是当时知识分子思想的精华，这也是范墉对儿子的期盼。这种带着封建迷信和宗教气氛的特殊的“胎教”，就象一颗忧国忧民的种子，不久即播到了范仲淹幼小的心田，终于在范公渐近暮年时，开了花、结了果。在《岳阳楼记》这千古美文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仲淹一生坎坷，两岁即孤。端拱二年腊月初八，范墉接枢密院钧旨，调任武宁军（徐州）节度掌书记，当月二十三日抵达徐州驿馆，尚待上任即于淳化元年（990年）正月初七病逝。正月十六日，性格泼辣，在娘家被称为里里外外一把手的谢观音扶柩赴苏州，将丈夫与刚从河北正定迁来的范墉原妻陈夫人合葬苏州天平山范氏祖墓。年仅二十七岁的谢夫人从小会写会算，能文能武，此时贫无所依，住在天平山咒钵庵，带着幼儿为亡夫守灵。谢夫人不负亡夫遗愿，用树枝教仲淹在地上写字，以常山蛇阵法教儿子作退敌的游戏，仲淹在丁忧期间，受到早期的文化教育和国防教育，使忧国忧民的种子在他心中渐近萌发。

　　仲淹上述经历，详见范仲淹三十五世孙、现河北省范氏宗亲联谊会负责人范祥科所著《范仲淹的家世探源》（以下简称《探源》）。

　　二、生根发芽期

　　——从读书澧州安乡县到告别巴陵郡岳阳楼

　　淳化三年（993年）春，谢观音守墓三年期满，正为去向和生活忧愁之际，恰逢安徽池州人朱文翰奉旨赴湖南澧州安乡县任县令而宦游天平山，这时朱妻初氏留下一个七岁的儿子去世不久，经咒钵庵师太说合后，谢观音带着儿子拜别苏州范氏族人，嫁给朱文翰，范仲淹改名朱说，随母从后父到了“衔远山，吞长江”的洞庭湖畔，落根安乡县。朱说先在安乡家中受父母亲的思想、道德和文化教育，为时两年，即于至道元年（995年）出资拜安乡县太平兴国观司马道士发蒙读书于这座道观中的读书台。在湖南的这几年，谢氏以正定变卖家产和徐州所给范墉抚恤金的余额，在岳阳云溪（今岳阳市云溪镇）为朱说购置了一处房地产。朱说在安乡生活、读书六年。俗话说“幼时的学习，石头上的雕刻”，这对人生的意义是特别重要的。咸平元年（998年）九月十五日，朱文翰带着朱说和全家人在岳阳楼上告别了湖湘，前往山东秋口（今山东淄博市博山区）赴任。巍巍的岳阳楼，给十岁的朱说留下了印象。年幼的朱说，就如同一颗良种，在肥沃的洞庭湖滨生了根，发了芽。

　　当代有人否认《探源》等大量史料的上述记载，说什么朱说从未到过洞庭湖。而当代编纂《历史大辞典•宋史》等史籍的著名史学家程应镠在近著《范仲淹新传》（以下简称《新传》）中却有如下记载：“岳州当洞庭湖口，湖水浩浩汤汤……仲淹随后父朱文翰来过岳州邻近的安乡。这是个滨湖小县，在幼小心灵中，却深深印下了洞庭的水色天光。当然，谁也没有想到四、五十年后，这壮丽风光却渲染着他为宗谅（即滕子京——引者）所作的那篇记岳阳楼的名文。”又说：“仲淹母亲谢氏这时年纪还很轻，改嫁了。她第二个丈夫叫朱文翰……朱文翰曾在澧州安乡县（今湖南安乡）做过县官，仲淹跟着他经过岳州（今湖南岳阳市）越洞庭而西。”并加注说，《范文正公集》卷二《文正公读书堂记》云：“朱（文翰）宰澧之安乡，公侍母偕来，尝读书于老氏之室曰兴国观者，寒暑不倦，学成而仕。”此注括号中的“文翰”二字，是程先生特意所加上的。《新传》还说：“仲淹少年时，被那‘衔远山，吞长江……气象万千的洞庭湖所吸引，到了晚年，他笔下的湖光，依然是那么动心悦目。祖国河山的壮丽与秀媚，印在他心灵中是如此的深，如此多情。”程先生充分肯定了朱说读书洞庭湖畔，还特意描绘了这里适宜成才的上述环境，这足见洞庭湖对年幼的范公影响之大。在当代学者李桂海主编的《中国历代名臣•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李涵与刘经华合著的《范仲淹传》等史料中，也确认范仲淹少年时改名朱说，在安乡太平兴国观读过书。尤其是在范公去世一百四十四年时，澧州学教授王仁即在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所写《重修范文正公书台记》中，就明确指出，当时“则文正范公读书堂在焉”，“文正”即范仲淹逝世后的谥号，范公去世时，安乡“邑人即其读书之堂祠之，今二百年矣。”此即指明庆元一年（1195年）在原址原房的基础上安乡人至这次重修范公读书台恕引者孤陋寡闻，这篇《重修范文正公书台记》表明范公去世后最早的祠堂是在洞庭畔的安乡县。这篇最早的祠堂记，恰好离范公在安乡发蒙读书的至道元年（995年）为两百周年。该记详载范公读书“堂据兴国观之东隅，俯瞰澧水，梁山、药山陈其前，大鲸、西湖汇其侧，举目数百里，轩豁宏爽，面执旷杰。”南宋庆元三年（1197年）澧州学教授朱承孙在《重修儒学记》中也说，范仲淹读书台“右带澧兰，山川秀丽，气象轩豁”。还有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澧州军事推官任友龙《文正公读书堂记》和南宋理宗时期（1225－1264年）的安乡县令李元举修缮范公读书台所建思贤亭的碑文，都极为具体的描绘了朱说读书安乡的详情。限于篇幅，现仅以南宋澧州提刑刘子澄亲临安乡范仲淹读书台，拜见范公遗相所作的《范文正公祠》为例，证明范公与安乡之关系。其诗云：

　　安乡古下邑，公偶混迹居。编茅阅古今，清澄涔澧潴。

　　波涛入胸中，万甲齐卷舒。坐吞八九泽，去作宋真儒。

　　西师出绪余，胆已寒毡庐。军中但歌范，谁识旧陶朱？

　　大贤方穷时，隐忧在江湖。功成等糠粕，况复堂上书。

　　我来拜遗像，悲风咽黄芦。公今倘无死，此地正堪娱。

　　《宋史·刘愚传》载，“刘愚，字必明，衢州（今浙江龙游——笔者）人。令安乡。”“邑有范仲淹读书堂”，“为绘像立祠，兴学。士竟知劝。”

　　安乡是个滨湖小县，却又是从万古洪荒传承至七千年前的汤家岗古文明的发祥地。这里有游于江潭、行吟泽畔而哀民生之多艰的伟大诗人屈原的遗迹，有宋玉游历的澧兰，还有中国诗史上独树一帜的近体诗歌的开拓者阴铿留下的佳句和华音，这里有囊萤夜读而名扬天下的先贤车胤苦读成才的村落，这里有唐代大文豪柳宗元为安乡处士段弘古写下的墓志……在安乡的邻近区县，有远古遗留的德文化的发源地常德德山，“常德德山山有德”啊！有誉为中华第一城的澧县城头山遗址，即“人类文明的曙光”初照之地！有位于西洞庭古龙阳（今湖南汉寿县）的“沧浪之水”，有三国蜀汉的都城古荆州城……而北宋初年命名的安乡太平兴国观，恰处于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和湖湘文化汇聚之地，“迁客骚人，多会于此”。从自然景观，到人文景观，都深深地吸引着少有大志的学童朱说，他犹如一颗良种，在此生根发芽了。

　　宋代，洞庭湖区地壳继续下降，安乡的水患严重起来了。位于虎渡河西岸的太平兴国观即在水患濒发的洞庭湖畔。范仲淹的文友梅尧臣（1002－1060年）登岳阳楼有诗云：“风帆满目八百里，人从岳阳楼上看。”稍后，北宋进士范致明（1098－1100年）在《岳阳风土记》中说：“华容县南境，地皆湖面。民多以舟为居处，随水上下。渔舟为业者十之四五。所至为市，渭之漂户。”这正是安乡黄山头从南兴国观一带的写照。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这里“春和景明”时，“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岩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这种体验，是因为“仲淹少年时，被那……气象万千的洞庭湖所吸引，到了晚年，他笔下的湖光，依然……印在他心灵中，是如此的深，如此的多情”（前述《新传》语）。然而，洞庭湖区也有安乡人所说“下连阴雨”的时候，这就是《岳阳楼记》中所谓“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的景象。这时，“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啊，“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尤有甚者，此时的安乡往往成了县城里可行船的一片汪洋，时有浮尸随波飘荡而浪打沙埋的惨景。“水窝子”的安乡，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来：（洞庭湖）“南水（湘水）涨，北水（长江）足，西水（澧水）一来就喝粥（即清汤寡水，没有吃的了）。在此生活的人，能不深深地忧患，紧张地奋争吗？安乡人以”吃苦在先，享乐在后”互相勉励，团结奋斗，代代相承，范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就生根发芽于他童年生活的这种环境。正如现代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说：“天下忧乐出民间，肝胆肺腑见先贤”，此语何等深刻而中肯啊！而这“幼年的学习”确实是“石上的雕刻”，是刻骨铭心的。

　　三、移栽成长期

　　——从转学山东淄博到中进士于河南商丘

　　《探源》按范氏族谱明确指出，北宋咸平元年（998年）九月，朱说随母从后父踏上北归之路，九月十五日登上岳阳楼，告别了洞庭湖，数日抵达山东秋口，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在秋口上学至十六岁。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因后父由淄州长史调任山东长山（今山东邹平县长山镇）县令，朱说与母随迁，在长山上学至十八岁，北宋景德四年（1007年）考取了秀才。十九岁时，朱说与一个刘姓青年进入长白山醴泉寺（在离长山六十里的深山中）游历，自学并做打更报时和巡逻护寺的工作，“窖金捐僧”、“断齑划粥”即在此时此地。这种“忍穷”、“为善”的行为，乃是孔子的所谓“君子固穷”的精神。《新传》又载：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朱说年二十“游关中，识王镐”，“曾经向大音乐家崔遵度学过琴。王镐两个好朋友，一个叫周德宝，一个叫屈元应，都是道士，都善于琴……和这几个朋友无拘无束的放歌吟咏。三十七年之后，仲淹为王镐作墓表，对这个别墅风景的回忆，依然如画：‘山姿秀整，云意闲暇，紫翠万叠，横绝天表。及月高露下，群动一息，有笛声自西南依山而起，上拂寥汉，下满林壑，清风自发，长烟不生。’真仿佛是一个神仙世界。”这是他离开太平兴国观司马道士之后，又一次与道士结伴同游。《直隶澧州志》还有朱说在年二十时重游湖南澧州安乡县的记载，并说“范仲淹在安乡读书最久，游澧至石陟山吟咏。其遗迹，长老犹称说云。”即是说，朱说在于当时故地重游了湖南澧州的安乡县，还游了同属洞庭湖区澧州澧阳县和石门县，同样地放歌于山水之间，进一步体察了洞庭湖滨和关中的风土人情，受到了当地人民的好评。大中祥符二年，朱说从关中和洞庭湖滨回到了山东长白山。因朱姓兄弟不好读书，浪费不节，对朱说的好心劝勉竟反辱相讥，朱说因而得知自己的身世，大受刺激，即在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发誓自立门户，立即泣别父母去南都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市）读书。朱说从十岁到二十二岁在山东达二十三年，度过了转学后的青春时光，如同一株移植后的幼苗，获得了蓬勃的生机，山东，成了他的又一个故乡。对此，《新传》也有详载：“庆历五年（1045年），当仲淹罢参知政事，出为邠州（今陕西彬县），追忆少年生活，和彭乘、李丁说：‘我过去和一个姓刘的同学，在长白山读书，每天煮两升米粥，冷了，切成四块，早晚吃二块。把蔬菜切碎，加半杯醋，少许盐，烧熟当菜，就这样过了三年。’淄州长山人姜遵，为谏议大夫时，曾回家乡。仲淹和一些青年拜见他，辞退时，姜遵请仲淹留下，把他介绍给夫人，说：‘他年纪虽然轻，却是个奇士，将来不仅要作显官，还将立盛名。’姜遵是一个能干的官吏，后来还做过枢密副使，对这位苦学的青年是很赏识的。”其姜遵认为朱说将来要当“显官”、成“盛名”这个预言，的确是有根有据的。

　　朱说在南都师从名师戚同文，力学于应天府书院（位于今河南商丘县）。《新传》载：“应天府是戚同文的故乡。同文经历了五代的丧乱，‘绝意禄仕’，认为‘人生以行义为贵’，得到一位叫赵直的将军赞助，‘筑室授徒’，讲述儒家经典。……朝廷派同文之孙舜宾主持学务，以为府学，真宗题名为应天府书院，后来和岳麓、嵩山、白鹿洞书院合称为宋代四大书院。朱说在这里学习了五年。”“五年的攻苦食淡，朱说对于儒学的精神有了较为深切的体会，论事论人，经常考虑的，就是合不合仁义。”“皇帝到达府城的时候……万人空巷……只有朱说留在学舍里，人们问他……他说：‘皇帝总是要见的，将来见也不晚。’”这足见他专心致志，其志向确是非同一般。《新传》还记载：“朱说在府学攻读，有一首《睢阳学舍书怀》的诗，说‘多难未应歌凤鸟，薄才犹可赋鹪鹌。’凤鸟的典故出自《论语》，南方的隐者劝孔子不要那样栖栖皇皇，热心于世，说：‘风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一位青年却充满了对天下国家的责任心，不歌凤鸟，不要当隐士。鹪鹌语出《庄子》，‘巢于深林，不过一枝’。西晋张华还没有成名，做过一篇《鹪鹌赋》，阮籍读后，深为叹赏，说他是“王佐之才”。作者对自己的才能是自负的，诗中还说自己甘于清贫，但渴望知音，‘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又用《论语》中孔子在匡（今河南长垣县西南）遇到困厄时所说的话来表白自己象松柏那样挺然不拔的胸怀。象涧松般挺拔与自信的朱说，力学于应天书院达六年，至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考中进士，必将成为前述北宋淄州长山人姜遵所预言的“显官”，并立下“盛名”。南宋澧州刘子澄诗认为仲淹当年“混迹”安乡“阅古今”，洞庭“波涛入胸中”，最后成了“宋真儒”。《新传》也认为在应天书院这“五年的攻苦食淡，朱说对于儒学精神有了较为深切的体会，论事论人，经常考虑的就是合不合仁义。”这都表明，数次转学和历练，让朱说茁壮成长了。

　　四、枝繁、叶茂期

　　——从任广德司理参军到知越州

　　朱说进士及第任广德（今安徽广德）司理参军，即以孝为先，“迎母以养”，作为一位“宋真儒”，他“临案而忧”。为官生涯开始，他就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立即清理大量积案，他办案不畏权势，“日抱具狱与太守争是非”，将争论概况记于居室屏风之上，其屏风所记“无所容”。两年后卸任赴亳州（今安徽亳州）权集应军节度推官，“始复范姓”，实现了“自立门面”的誓言。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任泰州（今江苏泰州）西溪盐仓监官，修建海堤本不在他职分之内，但他以解民倒悬为己任，又在他的“分外”“而忧”。他带领百姓苦斗四年，解除了海潮之患，保障了农业及盐业的稳定发展。他领导完成的通、楚、泰、海四州一百五十余里的海堤被誉为“范公堤”。此时，范公还毛遂自荐，于乾兴元年（1022年）给枢密副使张知白写信，说自己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可与言天下之道”。其“忧乐天下”之心，已溢于言表。

　　天圣二年（1024年）仲淹由秘书省校书迁大理丞。天圣四年（1026年）秋，其母去世。丁忧守丧期间，他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又担起了主持南都应天府府学的责任，他严立学规，深入教学第一线，自己“下水”作文为学生示范。他接济帮扶的特困生孙复，十年后以范公所授《春秋》再教石门等著名门徒。孙复说经，不拘于汉唐旧说而成春山学派之祖师，教出了不少忧乐天下的知名人士。范公一生“以进贤为乐，以天下为忧”，在此丁忧守丧之期，他又“冒哀以上书”，极论国事，提出了一个六项十八字方针，即“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十几年之后，这个十八字方针即为庆历新政“答手诏十事”的张本。庆历新政的改革，也不出这十八字的范围。天圣六年（1028年），晏殊举荐范公为秘阁校理，得以进汴京城（今开封）。次年冬，因直言得罪章献太后，将祸及举荐者晏殊，见到晏殊批评他时愁容满面，范公正色对晏殊说，我承您推荐，常担心不负所望，玷辱您的名声，可真没想到因忠直而得罪于您啊。晏殊既是仲淹的恩师，又是他入朝的引荐人。仲淹的言行，正如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所说：“吾爱吾师，更爱真理”啊！次年，范公因之出为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西）通判，又在次年与晏殊书、申论皇帝勿率百官为皇太后上寿之意，主张命试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使天下贤俊翕然修经济事业，以教化为心。他认为，“圣人法度之言存于《书》，安危之机存乎《易》，得失之鉴存乎《诗》，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显然，范仲淹的“忧乐观”即为封建社会的“宗经”之道。天圣八年（1030年），仲淹转殿中丞，天圣九年（1031年），又迁太常博士，通判陈州（今河南淮阳）至明道二年（1033年）四月召回汴京除右司谏，即上书言太后不当因保育而立而冒失官甚至杀身之险。在蝗、旱灾害蔓延，民不聊生的当口，他敢于质问仁宗：“宫中的人如半天不吃饭，会怎样？江淮等地百姓吃不上饭，怎么能熟视无睹，不予救济？”皇帝无言以对，就顺势派他去安抚灾区。范公所到之处，开仓赈济，毁淫祀，并报请朝廷蠲免征收。他组织生产自救，遍设诊所，亲自研制防疫药丸救济病人。他将灾民充饥的乌昧草呈献皇帝，让皇帝、贵族看看饥民过的是什么生活！还呈上《救灾十事》。这当然得罪了权贵，遭到排挤，景祐元年（1034年）正月，他出知德州（今浙江建德），六月徙知苏州。范公又上书获准疏通五河，他亲临工地督理，植庐舍于野外，过家不入，终于引太湖水入东海，促进了江南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财政收入的提高。他在苏州买了一块宅基地，阴阳先生说是风水宝地，必定家门兴旺，卿相辈出。“范公曰：‘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遂即地建学。既成，或以为太广。公曰：‘吾恐异时患其隘耳！’”（见《范文正公集》卷四附《年谱》）他在这块宝地上创办州学，延请名师宿儒任教，越办越好，一时名冠江南。景祐二年（1035年）三月，除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学士，荐胡瑗议乐，召还汴京，判国子监。此后他徙任多处地方官，每到一处，都致力兴办学校，举荐人才，修筑园林，为民造福。他在延洲时间不长，戎马倥偬之中，也为当地军民建造了有塞外江南之称的柳府园林。庆历三年（1043年）实行庆历新政时，他还通过皇帝颁令在全国兴学。范公重农桑，兴教化，……其门下尹洙石介、欧阳修、李觐皆为宋代大儒，而理学的宗师张载，也是范公所启导，范公实际上是宋代学术史上的前驱与中坚。其“有益天下之心”，收到了利在当时，功在千秋之效。因此，清代大学者黄宗羲认为，范仲淹“先生泛通六经，尤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并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士多出其门下，尝自诵其志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感论国事，时至泣下。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气，自先生倡之。”这个评文化，鲜明地道出了范仲俺忧乐观念和实践，是对我国古城特别是唐代以来高度发展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进一步的发展。

　　景祐二年（1035年）二月，范公应召还京，拜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宰相吕夷简派人暗中威胁他，但范公无所畏惧，吕即用以调虎离山之计，让范公判国子监，迁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妄图范公缠绕于开封难治的繁剧事务之中，以达到吕夷简“使不暇他议，亦幸其有失即罢去”之目的。哪知范公“决事如神”，数月之内，素称难治的开封府“肃然称治”。 景祐三年，范公针对吕的倒行逆施，竟将京官晋升状况绘成《百官图》献给皇帝，吕大怒，斥范公越积言事，荐用“朋党”、离间君臣。这样一来，吕的谗言点到了皇帝的要害，仁宗信谗，将范公罢知饶州（今江西波阳）。贬官范公在此与和尚道士又有了一些交往。岁余，又徙润州（今江苏镇江）、越州（今浙江绍兴）。至此，他曾三次遭贬，亲友送行称赞他遭贬是光荣的，此即“三光大夫”之由来。当时正直之士认为：做人就应该象范公一样。“宠而不惊，弃而不伤，丈夫立世，独对八荒”。正是这种独立的人格使范公能经得起政治上的一切风险。范公的“天下之心”，虽是为皇家之天下，可当时是“联即国家”的封建社会，他能一心为天下，将一己之私置之度外，达到了以忧为乐的境界，是何等难能可贵啊！他徙润州还没下车，即有诗云：

　　丹阳太守意何如，先谒茅卿始下车。

　　展节事君三黜后，收心奉道五旬初。

　　偶寻灵草逢芝圃，欲叩真关借玉书。

　　不更从人问通塞，天教吏隐接山居。

　　诗中“芝圃”“玉书”都是道书上的词，玉书是道教的经典，润州茅山又是著名的道教胜地，仲淹童年读书安乡的道观，青年时又与众道士游历关中，而今，已年届半百，又见润州茅山道观，真是喜不自禁！之所以尚未下车即有诗，足见他一生曾深受中国传统道家、道教哲学思想的影响之大之深，他是将儒道诸家汇合，接受祖国传统文化而对儒家思想大有突破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和军事谋略家，后来的守边和新政以及作《岳阳楼记》，就最终地成就了他在我国历史上所处上述各家的突出地位，也成就了他是祖国传统文化的全面继承者的地位。

　　范公是始终忠君、爱国、亲民、忧政的，他自我表白说：“敢不长怀霜洁，至效葵倾，进则持圣政之方，冒雷霆而不变；即则守恬虚之趣，沧草泽以忘忧。”他不论是“进”还是“退”，皇帝都是他心中的红太阳，他要象葵花一样向着红太阳。同僚欧阳修说，他“临财好施，意豁如也”，“举世之善，谁非公徒”，“仲淹为人刚正，学通今古，朝臣中谁也比不上。”宋代大哲学家朱熹认为他是“天地间有史以来第一流人物”，又说“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宋朝忠义之风都是范文正公做成起来的”。他真正是树立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在《和谢希深学士见寄》诗中，也毫无拘束地直抒了胸怀。其诗云：

　　天地久开泰，过言防结括。谁怜多出处，自省有本末。

　　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夺。尽室得江行，君恩与全活。

　　回头谏诤路，尚愿无壅遏。岂独世所非，千载成迂阔。

　　程应镠《新传》指出：“千载成迂阔，孟轲就是这样的。孟轲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孟轲这一思想的发展。”后来，孙中山题“天下为公”，毛泽东写《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指引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我们的科学发展观，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包括范仲淹忧乐观的薪火传承。在建设和谐中国、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今天，我们绝不能做历史虚无主义者，我们必须自觉的传承这一份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当年范公徙越州，来到相传越国范蠡旧居翠峰院，也曾题诗说：“翠峰高与白云闲，吾祖曾居水石间。千年家风应未坠，子孙还解爱青山。”这就形象生动地表达了他的思想与传统文化一脉相传的关系。在坚持科学发展观的今天，我们继承范仲淹忧乐观，就要象范公那样，“子孙还解爱青山”爱我中华，祖国是我们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家，“千年家风应未坠”，这是至关重要的。须知范仲淹忧乐观，从来就不是停留在书斋中的，它是深深地扎根于民间并“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的。

　　五、开花结果期

　　——从领军延安到庆历新政之后

　　康定元年（1040年）西夏兵犯延州，五十二岁的范公以一介书生临危受命，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主管鹿延路（治所延安）军事。却又连遭贬谪，于庆历元年（1041年）降官知耀州（今陕西耀州），不出两月，又以龙图阁学士、户部郎中徙知庆州（治所今甘肃庆阳）兼管句环庆路都部署司事，进左司郎中。不久，罢陕西都部署，为环庆路置使。当时的中国，存在着宋的汉族政权、辽的契丹族政权和西夏的党项族政权。宋、辽和夏三个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十分活跃，统治者之间也不断发生争战。北宋积弱，武备驰废，常受辽、夏的侵犯。百姓流离，经济受到破坏。范公不顾贬斥与安危，受命后即到达延州，深入调研边情，拟定了以积极防守为主的战略方针，他认为只能打持久的防御战，不同意深入歼灭西夏主力的主张。他排除一切干扰和阻力，采取了筑城、挖井、营田、通商、练武等一系列富民强军的措施，建造了经济充实、防守坚固的守边据点。西夏很快地看到了宋军的实力，不敢轻举妄动了，后来甚至钦佩地说范公“腹中有数万甲兵”！范公召募边地百姓当兵，把他们保卫家乡的雄心与保卫北宋政权的大局联系起来。他身先士卒，处处以身作则，将士没有水喝他不肯喝；将士没有吃饭，他不肯吃。他赏罚严明，深得将士信赖。他不是排外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十分注意团结边民和所有少数民族。如他给羌族发放粮食、农具，恢复生产，羌族人民亲切地称他为“龙图老子”。庆历四年（1043年）宋夏和议达成，西夏继续对宋称臣，恢复经济互市。宋夏能和平共处，是范公守边期间采取正确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策略的直接成果。

　　庆历三年（1043年），范公任参知政事（副宰相），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一开始就整顿腐败的官僚制度，留下了“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的高见远识，新政的范围不出当年母丧之时“冒丧以上书”提出的六项十八字方针，是有利于改善宋王朝的国力和民生的，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但是，当时新政触犯了官僚、贵族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甚至造谣、诽谤革新人物为“朋党”，使之夭折了。庆历五年（1045年），罢范公参知政事，除资政殿学士知邠州（今陕西彬县）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转给事中知邓县（今河南邓县）。新政虽然失败，但开创了北宋士大夫政治改革的风气，直接影响到后来的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积极作用。其经验教训，可谓资治之鉴，意义是极为深远的。

　　庆历六年（1046年）春，岳阳楼落成，应友人滕子京的请求，范公写下了被称作“千古绝唱”或“千古美文”的空前绝后的光照史册的《岳阳楼记》。该《记》中提出了一个道德修养的最高标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即要把“天下”的利益摆在个人的悲或喜之上，而个人的遭遇却不能成为悲喜的根由。即“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当时是所谓“联即国家”的时代）。这就把古代儒家“达则兼治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发展为无论“穷”或“达”都要以“天下”为重的崇高境界。即从“是进亦忧，退亦忧”而达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处理公私关系的最高标准。

　　忧乐观贯穿了范公一生。他做到了勤、谨、谦、诚、韧，而且有胆有识，“外和内刚，乐善泛爱，临财好施，意豁如也！”范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他一生为民办事，为民请命，为民除弊，到了晚年他仍然是屡遭贬谪而不丧其志，还广置义庄义田义宅，赡养贫苦族人。范公在辗转各地为官时，都特别重视教化，兴办义学，延请德高学博望重的教师。悉备衣、食、住、行所需之物作义学之需，以自己节俭之物周济他人。范公的克己奉人，从大大小小的事例中，都生动地体现了其忧乐观的可贵。皇祐元年（1049年），六十一岁的范公移知杭州（今浙江杭州），除尚书礼部侍郎，也仍然是“退”而不休，用以工代赈的方式救灾，“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第二年十月又“返聘”加户部侍郎，十一月，又徒京东路安抚使知青州（今山东益都），他已积劳成疾，衰老难支了，但仍然以推荐人才为务，到青州后，即举张讽为判官，李厚为推官，并改善青州百姓纳赋的方法，减轻百姓的劳苦。他心中只有君、国、民，唯独没有自己。皇祐四年（1052年）徒知颖州，扶病上路，于五月逝世在徐州道上，终年六十四岁。至死在其《遗表》中，对私事仍然是一无所请，通篇指陈时政，希望仁宗皇帝“不徇人欲，明刑慎赏，尊崇贤良，抑裁侥幸。”他以忠君为民，忧乐天下，了此一生。除了历史的局限，其人格魅力，是感人至深的。

　　金代学者元好间评价范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直到今天，当代学者梁衡在《梁衡评点中国历史人物》一书中还对此加以补充说，范公“在文坛为大家，其思想、其文采，光照千年”。史载范公“虽位充禄厚而以贫终其身”，“殁之日，身无以为敛，死无以为丧”，未给子孙留下什么可供享乐的遗产，却为后世留下了“廉洁奉公，不畏权幸，不蹙忧患”的美德，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宝贵精神，为千秋万代树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范仲淹的忧乐观，永远启发着激励着我们后来人，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它必然会进一步地发展，历久而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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